自上次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工资薪金个人税”）税率调整以来，已过去6年多。个税档次。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目前工资薪金个人税率和等级已不再相同。尽管这可能是合理的，但降低税收负担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新一轮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改革方案仍在设计中，尚无实施时间表。
面对个人税整体改革方案短期内难以落实与民众要求尽快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的矛盾，副主席黄奇帆等官员和学者提出了替代方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合理调整税率，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改革。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认为，可以适度降低目前工资税和个人所得税45%的最高边际税率，放宽中低收入人群税级，适度提高税率减少。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级数的调整，要兼顾财政收入，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税负，更好发挥收入调节作用。
中等收入者的税率太高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分类所得税制，分为工资、劳动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11类。
最受老百姓关注的工资税和个人所得税采用超累进税率。为减轻中低收入纳税人税负，从而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整力度，2011年9月，国务院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并降低了此前的9级税率为7.税率范围为3%~45%。
黄奇帆在审议今年全国两会财政预算报告时表示，近年来虽然有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整税级等改进措施，但已不再适应当前新形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2016年这一数字为33616元，比2011年增长约54%。
中国社科院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国目前工资税税率过高，税率区间窄，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人才培养和中产阶级培养。这个问题已经比较突出，需要尽快调整。
“例如个税档次，扣除3500元及三险一金相关费用后，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税率将直接从10%跳升至20%，超过部分9000元至35000元税率提高到25%，税级差距太窄，收入增加时税率大幅提高，不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普华永道中国个人税务咨询合伙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上海某金融机构一名普通员工税后月收入9000多元，缴纳个人税1000多元。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上海，房租占工资的三分之一，存钱基本不可能，更不用说买房了。目前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20%的税率太高了。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首席教授李伟光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个税分级过度累进，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随着近年来个人收入的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税级，导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4500元的税率直接从10%跃升至20%。这导致中等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大幅增加。现在国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考虑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以工资税为主，中高收入工薪阶层贡献较大。
中国社科院财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坤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援引相关统计数据表示，近年来，工资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在65%左右。
她说，普通工薪阶层缴税较少，而中高工薪阶层缴税较多。
例如，北京市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工薪阶层占全部工薪阶层的5.3%，缴纳的税金占税金总额的77.3%。其中，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工薪阶层仅占全部工薪阶层的1.1%，纳税比例却占46.4%。
高税率不利于人才聚集
现行工资税和个人所得税不仅不利于培育中产阶级，而且高达45%的边际税率太高（月应税收入超过8万元），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国（大陆）纳税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为了避免消费，真正的富人使用多种避税手段来规避高税率，导致个人税收难以“提高”。
黄奇帆表示，目前个人所得税最突出的问题是工资收入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周边国家相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有2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俄罗斯仅为13%，巴西为27.5%；与发达国家相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还有很多税前扣除项目。购房投资、房贷利息、子女学费、医疗、子女抚养费等主要项目约一半可以扣除。
黄奇帆表示，目前工资税率过高，不利于吸引和聚集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人才供需结构失衡，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但其亚太总部大多位于香港和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是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两倍以上。也正是缺乏合理的退税和税收政策，让很多企业和专业人士望而却步。
多地为了吸引高端人才和行业紧缺人才，采取了个人税收优惠政策。
例如，深圳市2012年出台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暂行办法》规定，海外高端人才在前海工作且符合前海优惠产业方向的紧缺人才，在前海缴纳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额超过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15%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将给予财政补贴。申请人获得的上述财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目前，以工资为主的劳动所得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远高于资本所得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这也引起了工薪阶层的不满。
一位年薪过百万的税务主管此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加班赚取的年薪要缴纳个人税30万至40万元。然而，也有人通过炒股一夜暴富数百万。但你不必缴税，这不公平。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范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个人税制最初设计时资金匮乏，资本税轻，劳动力税重。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改变，应该加大对劳动收入的鼓励力度，加强对资本的征税，平衡劳动收入和资本的所得税负担水平。
黄奇帆表示，工薪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单位代扣代缴，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这一比例已上升至70%左右，美国约70%的个人所得税来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强烈，采用多种避税方式，如“在国内工作，在海外领工资”或“把钱留在公司，不领工资”来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高税收收入。
张建晶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主没有工资，或者工资是1元，所以工资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只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出售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远低于目前45%的最高边际税率，当然，这些做法都是合理避税，并不违法，但真正富有的人缴纳的个人税却是。低于工人阶级，这使得当前的个人税改革刻不容缓。”
当然，将国内的收入放到海外并不意味着就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张建京表示，中国政府已签署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将与其他国家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未来，个人境外收入将由所在国税务机关监管。此举的目的是打击跨境信息利用。通过离岸金融账户逃税。
对于降低工资税税率有不同的建议
就调整现行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及级数达成一定共识，即降低45%的最高边际税率，缩小税级，扩大级距范围。具体如何调整，各方说法不一。
黄奇帆认为，我国目前正在研究推广综合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由于社会信息共享程度低、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建设缓慢，实施起来还需要时间。
在此情况下，黄奇帆建议，首先应将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降至25%，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改革。降低工薪收入的最高税率自然会缩小税率差距，达到与资本利得税率相当的水平。也有利于提高税收社会合规性，降低监管难度，提高监管有效性，为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实施创造机遇。方便的。
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考虑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较低且与企业所得税负担（25%）一致，我国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考虑定为25%。他建议，目前的7级个人所得税可以降至6级。月纳税收入5000元以下的，适用3%的税率； 5000元至10000元适用5%的税率； 1万元至5万元适用10%的税率。 税率； 5万元至10万元适用15%税率； 10万元至20万元适用20%税率； 20万元以上适用25%税率。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日撰文《个税改革：知行合一的需要》表示，事实上，为了鼓励引进人才、留住纳税大户，各地经常采取首先对高税级纳税人征税的政策。由于采用退税方式，实际上很少有人处于高税级纳税。这些人要么合理避税（如在香港缴税）、逃税（缴纳费用），要么获得优惠待遇。因此，与其在现行税制下丧失大量税源，不如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将现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5级，即分离出6级（35 % 累进税率）和第7 级（45% 累进税率）。取消后，其余五级也将相应调整，边际税率最高为30%，最低为5%。
上述税务主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是大势所趋。不过，他并不看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5%，因为这可能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近10年个人税收收入
范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降低工资税率和等级差距之前，应该考虑个人所得税占总体收入的比例。如果本轮税制改革遵循提高直接税（如个人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大方向，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等级差距后，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收入显然不会符合改革的方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根据个人税收大数据合理界定税率和档次。
范勇认为，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很简单，但调整收入的效果并不确切。通过推出住房贷款利息、教育费用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些与个人负担紧密结合，减税效果更好。
他还表示，现行最高工资45%的边际税率应从7级降低到5级甚至更低，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高收入群体的积极性。避税。具体税率和档次的设计需要依靠大数据来平衡财政收入规模、减税效果和税制公平正义。
张建京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海外经验表明，高税率并不一定导致高税收。有些人难以忍受，选择避税甚至逃税。适当降低个人边际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人纳税，财政收入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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